2024-01-180次浏览来源:网络
(原创普通人这两年:援鄂护士再抗疫 留学生回国隔离时父亲去世)
原标题:普通人这两年:援鄂护士再抗疫留学生回国隔离时父亲去世
文|周航蔡家欣殷盛琳魏晓涵
实习生|邱瑜敏曹宇飞黄格
编辑|王姗王一然
摘要:两年了,从一个冬天到另一个冬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口罩、健康码、消毒液常伴身边的日子。新冠病毒仍未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很快被终结,最新的变种奥密克戎席卷全球,这场搏斗再次处于艰难的时刻。
这两年,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或具体或隐秘的改变:武汉护士找到了自己职业的价值,社区干部已经没有了周末假期,21岁的女孩经历了父亲的去世,失业的中年男人开了梦想中的咖啡馆……还有很多人留意到身边的细节:电影院恢复了线下活动,跑外卖的小哥变多了,导游开始云直播带团了。
回望这两年,除了那些宏大的、终将被记录的历史事件,我们的生活同样是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注脚。在2021年12月-2022年1月之间,我们和九个普通人聊了聊他们这两年的生活,或许这其中有你不知道的片段,也有你正在经历的故事。
以下内容根据他们的口述整理。
不太愿意回想
武汉护士蔡傲竹28岁
曾驰援金银潭医院
2021年中秋节,一个病人的女儿送来一盒月饼。我还是很开心的,最起码人家还记得你。这个老爷爷,(武汉疫情的时候)住在金银潭医院,算是我负责的病人,最后能够治愈回去,感觉还是很好的。
之前留下五线谱遗物的陶爷爷,我也跟他的家属见过一面。他儿子说,当时看了《武汉遗物》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名字,但包括身边的朋友,第一反应都觉得写的就是陶爷爷。当时,他们没法送陶爷爷一程,我代替他们做了这个事,所以他一直在跟我表达感激。其实,我就做了一件工作份内的事,但在他家人看来,就不那么简单,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去告别。
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想跟奶奶联系(陶爷爷的老伴)。孩子都在国外,相当于一个老人在家,我觉得她可能需要陪伴。但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会不会让她想起老伴,触碰到那段伤心的回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敢联系。
这两年,我其实很少会想起在金银潭的日子。我不太愿意去回想它。虽然是一段很特殊的经历,但是那种氛围,你想起来都会觉得很伤感。有一回,是在去江夏(区)的路上,触景生情。
2021年8月,武汉疫情又严重了。当时,我正在吃午饭,护理部突然说要驰援江夏。江夏区全被围起来了。街上很安静,商铺都紧闭着。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那个时候,两年前去金银潭医院的路上。当时,世界也是很安静,那时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做再多的努力也没办法改变什么。现在,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警觉,感觉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采核酸的过程中,有居民一直问我,还要做几次核酸?什么时候能够解封?每一次都感觉要好起来了,(疫情)又反反复复了。大家都非常想回到2019年以前,回到那种不被封起来的生活。但是要回去太不容易了。
从2020年4月8号武汉解封后,到现在都是一个(疫情)常态化的管理。
日常工作变得更繁琐了。每天都要查健康码和行程码,还有测体温和做核酸。很多乡镇的病人没有智能手机,处理起来就会很麻烦。他们会说,我核酸都做了,你还要看我的健康码?有时没办法,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手机上给他申请健康码。住院大楼是闭环式管理,出入要刷脸验身份证,我经常看到楼下有人跟保安吵架。
我们还会被派出去打疫苗、做核酸。打疫苗跟采核酸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核酸就意味着有疫情,打疫苗相当于是在正常的环境下做防疫工作。我去过学校、单位、社区,氛围都比较轻松,只碰到过一次不良反应,那个人一直在喘气,但整个生命体征都很平稳。医生说,可能是过度紧张导致的换气过度。
像这些疫情常态化的东西,就是这两年最大的变化。
我个人倒没有很大的改变,可能对这个职业的接受程度会大一点吧。之前,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护士,很多人也不能理解,读了那么多年书,考上武大,最后出来还只是一个护士。疫情之后,能够不失业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而且当时我能够去金银潭,尽自己一份力,还是很为这个事感到骄傲的。
我喜欢凑热闹,平时喜欢看演出,好几次想去参加电音节活动,最后都因为疫情防控取消了。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只希望能够健康平安。
成长的代价
在日留学生张宇欣21岁
疫情这两年,我一共回了三次西安。
第一次是2019年底,那时候我大一,日本圣诞节放假,正好我爸妈生日,我回了国。其实,那会我在日本媒体上已经看到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新闻,回国特地带了两盒口罩,还跟我妈说,出门一定要戴。但也想不到后面会那么严重。
第二次回国是2020年4月,国内疫情控制得很好了,日本这边刚爆发,口罩很快就抢没了,超市、便利店都空了,最高一个卖到200人民币。我回国不是为了“跑毒”,是因为我爸生病了。机票很不好买,通过朋友妈妈买到一张,平常两千多能飞来回,这次单程就两三万。那次我真的全副武装,全天没吃没喝,不敢上厕所,傍晚到上海浦东机场,感觉自己全身都在冒虚汗。
十四天隔离结束,我就回了西安。之后一整年都在上网课,日常就陪我爸去医院,也跟同学碰碰面。我高中上的国际部,同学都出国了,要不是因为疫情,大家也不会碰面。他们基本都回国了,有的比我艰难,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同学,去埃塞俄比亚转的飞机。
平常生活在大城市,忙碌又空虚,隔离时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沉淀,很多人这两年应该都觉得有成长感吧。大家在一起会感慨人生,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更要关注当下。也会互相安慰,比如说焦虑是因为担心未来,可是你怎么就确定你有未来呢,哈哈。
2021年3月,我爸病情控制得蛮好,学校也开始正常线下上课了,我就回了日本,也要隔离,两周,安装几个APP,说会监测定位。但日本更多是倡导式的,比如你要隔离,合租室友不用,很多人还是会出门,不然吃饭咋办呀。
和一年前离开比,感觉日本街头人流恢复了正常,走的时候成田机场非常空,一些欧美面孔还没戴口罩,现在都戴上了。
夏天东京举办奥运会,我在排球馆做志愿者,给中国队做翻译,能跟郎导、朱婷说上话,那阵东京新增确诊特别多,志愿者有单独通道进场,有选手比赛都戴着口罩,场馆里没观众,队员们喊声特别清楚,我给中国队鼓掌鼓得手都疼了。
奥运会结束一周,8月17日,我就回国了,机票依旧很贵,但没去年那么难买了。
这是我第三次回国,也是因为我爸病情。这两年,大环境限制,家里就不能出事,如果出点事,就真的很混乱,会让你有被时代吞噬的无力感。
在西安,隔离到第21天,我爸走了,当时我还需要居家隔离7天,但因为家里要做灵堂,也不能回去,还要继续在酒店隔离。
我真的要疯了,一直争取,最后终于得到允许,前面一辆车带路,后面跟一辆车,我坐中间的救护车,去殡仪馆见了我爸最后一面——只能待半小时,我跟我爸说了会儿话,带了奥运会的书签和胸针,放在他的灵位上,当时穿着防护服,陪我去的姑娘跟我个子差不多,我妈都没认出来我。
接着又回宾馆隔离一周,结束后回家陪我妈,也只待两周,假期结束又回了日本。
现在日本封国了,也不知道下次回国是什么时候。西安也封城了,我妈在群里说,领到了政府发的免费菜,里面还有一袋鸡腿。
这两年确实成长了太多。以前会觉得总有人给你担着,给你解决问题,现在碰到问题,第一时间想的是自己怎么解决。当知道人就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后,我觉得最善待自己的方式就是去接受它。没有人是无坚不摧的,但我现在不会被轻易打垮。
“咯噔”
内蒙药店经理燕姐
我在内蒙古中部某个小镇开药店,前几天,有个熟客买消毒液和口罩,走的时候笑着跟我说:“前年买的双黄连现在还没喝完,能不能再退给你。”我也笑了,“说明你这两年没病没灾,过的也是好光景。”
2020年1月,武汉宣布封城后,我们这里开始了口罩抢购潮。我找了好几个供货商,进回大约一千只普通口罩,进货价从2角1只暴涨到5元1只,当时防病毒效果好的N95完全找不到货源,有钱都买不到。到了二月初,有天夜里网上说“双黄连能预防新冠病毒”,结果第二天店门一开真的有顾客跑过来买,晚上关店时,和双黄连有关的药片、口服液、冲剂……都卖得一干二净。第三天又开始发布辟谣,说双黄连没那么神奇。
等春天到了,疫情影响就小了很多,管控逐步放松,药店经营也慢慢正常了。当时涨价那么厉害的口罩,进货价基本和疫情前一样。九月开始我就不进N95了,把定金交给供货商以后心想,什么时候连普通口罩也卖不动了,疫情就快结束了。
但人没法跟天作对,2021年初石家庄又开始有疫情,政府工作人员到店宣讲防疫政策,规定四类药品(退热药、止咳药、抗生素和抗病毒类),购买必须登记,如果当地发生疫情,这些就彻底不能卖,并要让咳嗽发热的人去发热门诊看病。那会儿开始,我明白电视上说的“疫情常态化”是啥意思了,大概是新冠病毒不会像非典消失那么快,它就是赖这儿了。
越怕啥越来啥。2021年夏天,阿拉善跟二连浩特疫情,镇子跟二连浩特近,小区门口检查点又摆出来,每家每户又一天只能出来一两个人买点东西。但不一样的是,这会儿防控措施更严,每隔一个小时,我就拿消毒液进行全店消杀。
更倒霉的是,去年年底内蒙发现一个复阳的,他回乡时坐飞机,上面有个乘客是供货商,第二天就给我的药店送货。最后供货商被定成密接,我和老公被定成次密接,被接进隔离酒店隔离7天,药店前后关了10天门,粗算下来隔离费加亏损得过万。
后来看新闻发现“复阳人员”最终复核成阴性,也就是说实际没啥可传染的,我就挺窝火的;网上评价说“松了一口气”,我更委屈了,(最后)也没人管我们这种被牵连的损失。
我今年43了,正是“不惑之年”,但疫情这两年我确实挺困惑。开药店卖药接触病毒的风险比普通人大,现在我看生客进门,心里都打个“咯噔”,因为不知道他从哪儿来,接触过啥人,别最后又把我弄得隔离。后来我说换个行当,但一想疫情闹得各行各业都有难处,不如还是把本行做好吧。
换了两座城市,改行又回归
原苏州影院员工衡雪琴
很遗憾,还没等到2020年7月影院复工,我就提了离职。过去这两年,我换了两座城市,改行又回归,目前在上海一家影城任职。
记得当时武汉疫情爆发,全国影院停业,春节档也取消了,我们只能想办法清理库存,食品饮料是有保质期的。后来,我在甘肃老家过完年回去,本来以为能赶紧上班,结果在出租屋里待了整整4个月都没听到动静。当时我们只发最低工资,还要交房租,实在等不住了,正好我男朋友决定去徐州做点小生意,2020年6月我们就一起离开了苏州。
在徐州的时候,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婚礼策划,觉得还是更喜欢原来的工作,就重新回到了影院市场部。但是那家影院的地理位置不太好,所在的商场没有多少商家,楼下只有一个超市,上面有一家KTV和一家健身房,客流量很差,再加上疫情反反复复,影院的管控很严,所以生意一直不是很好。
2021年4月,我们决定来上海,我入职了现在的上海春天国际影城,这家影院蛮好的,一共十几家分店,我在总部这边做市场,现在已经快工作一年了。2021年的客流情况比起刚刚复工时要好很多,但无论怎样,感觉影院都无法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了。
首先,卖品部的销售就是个大问题。我在的这家影院除了2021年国庆档的时候短暂营业了一下,其他时间卖品部都是关着的,在影厅里面顾客要戴口罩,不能吃东西。另外,观众的观影心态也在疫情里产生了变化,上次我们一号厅出现放映故障,我想给顾客调到别的更大的厅,结果他一看那里人群更密集,就说不去了。现在防疫要求影城售票不能全部开放,一般会锁30%的座位,控制上座率。
这两年影片的整体数量明显减少了,而且没有好片子。好不容易有爆款潜质的片子呢,片方也要看定档时间,一看疫情起来了,他们担心影响票房,就会先撤档,导致影院很被动,我们几乎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最末端,没什么话语权。前两天我们店长还转发了一条新闻,说2021年全国最低薪资列表里,影院从业者排第二名。没办法,影院是封闭空间,一旦有疫情,是最先被波及的。
现在电影院都在寻求转型,比如上海,有些电影院在做脱口秀你知道吗?还有相声、演出,相当于把影厅租出去,赚一些场地费。我们影院也在做多元化改造,在影院里头开音乐培训班和画室。以前大家都是急匆匆赶来看电影,完了急匆匆散场走人,现在影院最需要做的,就是考虑怎么把顾客留在这个场所里面,在这里花更多时间,能做更多事情。
我很喜欢电影,希望能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两年前你问我电影院会不会被视频网站取代,我的答案现在也没有变化,我觉得不会,电影院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除了观影,它还有社交的功能。无论是在苏州、徐州还是上海,我都能看到周末的时候,小情侣或者带着小孩的家庭,一起走进电影院。
这两年,我的生活也在变化,和男朋友一起换了两座城市,上次我跟他说,我不想再搬来搬去了,想在上海定居。我们大学时就在一起了,如果没意外,今年或者明年就要结婚了,这算是个好消息。
“抢不过来”
杭州外卖小哥阿南28岁
我初一就辍学了,摆过地摊、开过摩的,啥活儿都干过。2015年开始送外卖,后来创业做麻辣烫没做好,又回来踏踏实实跑外卖,2018年到现在一直都在杭州跑单。
这两年,我发现很多(餐饮)店干不下去,直接搬空了。我们能很准确知道哪家店快要垮了。常去取餐就能发现,单量只要一下滑,比方说,一家做了二百多单,另一家晚上才出四五十单,就肯定出问题了,撑不下去了。
疫情之后送外卖也有很多要求,天天带着口罩,还要填体温信息。我亲眼看见一个跑外卖的哥们,他在健康申报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了“37.3℃及以上”那一行,这是发烧了啊,系统直接把他封号了。
有段时间外卖没办法送到家里,小区门禁进不去,我听说过很多外卖员和保安打架的事,也遇到过一些不客气的保安,我会凶回去。有次我很礼貌地问保安,“师傅,你们这个门有没有封?”他语气很霸道,“你去拿钥匙,我给你开?”又很凶地吼了几句。
还有些老小区让我们走路不能骑车,我就纳闷,如果车子有病毒,肯定配送员也有病啊,而且骑车一两分钟,走路要5分钟,接触的人可能会更多。外卖小哥也有很多人才,物业不让骑车,有的小哥买了平衡车,踩着进去;有的把外卖箱卸掉;还有的不穿外卖衣服,换了后备箱。
有时候也会遇到难搞的客人。最生气的一次是一个小区封控了,客人让我“冲进来”。我问他,出了事情你来担责吗?他没说话,我挂了他还一直打电话,非让我进去,我直接点了拒收,商家也没要求我赔付。
2021年12月,杭州疫情又严重了,我其实也害怕,平时到处跑,那段时间接单范围都缩短到三公里内。我一天要接触上千人,必须更慎重一点。
单子也越来越不好做了,好多失业的都加入这个行业。去年看到很多生面孔,走到哪都有人问店在哪,这个地址怎么送;新来了好几个40来岁的女外卖员,更神奇的是现在遍地都是20多岁的,刚下学的都出来跑单,根本抢不过来。
我不担心疫情会不会更严重,都习惯了。
新活法
大理民宿老板胡静36岁
其实,疫情前我们就想转让客栈,原因跟夫妻离婚一样,三个合伙人理念不同。当时谈了十多拨人,疫情后,一拨都没了,之前有意向的干脆消息都不回。
疫情来的时候,两个房间住着客人,劝他们回去了。那会有客栈接待武汉游客,还会被其他老板举报。我们雇了五个阿姨,客栈歇业了,她们都在家待着,有几个主动提了不要工资,我们每个月还是发了500元的红包。
快到(2020年)五一,才重新迎来了第一个客人。接下去几个月,有点报复性增长的意思,生意比往年同期还好。但到了冬天,疫情重新抬头,加上淡季,几乎没什么客人。
去年一整年,云南疫情此起彼伏,大理旅游也很惨,每次点开后台,毫无悬念,一片空白。有的客栈免费转让,因为付不起房租了。
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干过企划,在广州做过网站编辑。2017年,投了所有积蓄,跟两个朋友在大理开了客栈。我们不是商业奇才,无力回天,能坚持一天就是一天吧。客栈两个合伙人,大股东现在去拍广告了,小股东还在做其他民宿,这两年也挺难的。
2021年3月,即将35岁的我选择了“北漂”。
花了很长时间跟孩子沟通。一天晚上,他叹了口气,说妈妈我也只能放弃了。他说,本来想让你留下来陪我,但你如果那么想去,我就放弃了。我惊呆了,特别感动,没想到4岁小孩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想去一本喜欢的杂志做非虚构写作,但投了五次,没拿到面试机会。试了几家大厂,有的通过了,薪资也不错,最后犹豫了,还是没去。期间接一些公关文、书评维持生活,甚至写了一篇民事起诉状。
在北京待了半年多,我回了广州,打算做自媒体创业。如果失败了,就再找工作吧。
客栈已经盘出去了,价格比疫情前砍了几十万,对方也做民宿,这两年很难,一直没结尾款,所以暂时还是我们在运作。
当初是拿买房的钱做客栈,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衡量得失。失的话,大理房价涨了三倍,得的话,认识了很多朋友,现在合作的编导就是住客栈认识的。
我觉得自己生存能力还算强的,这两年更加相信了这点。我相信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活法,不是每个人都要被大数据收编的。
没有疫情,这辈子不会做主播
在中年做了想做的事
上海咖啡店老板Roger
上海的寒潮来了,一起到来的还有反复的疫情,最近咖啡店的生意不如前一阵了,客流量可能少了10%左右。突然的寒潮和疫情肯定有一些影响,毕竟我是新店嘛,本身就是逐步上升的阶段。
虽然近两年实体经济不太好,但是去年秋天开店的时候,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步趋向于稳定了。开一间咖啡店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以前在针对海外的旅游酒店做marketing,完全不相关。因为疫情失业之后,想着为别人打工永远是付出的多,收获的少,不如做自己喜欢的事。
两种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以前一天工作14个小时,手机不离手,凌晨有事情也要处理,有一段时间已经到了幻听的状态,别人的电话响了都觉得是自己的。有时候路过咖啡店,在树荫下的、有小院落的,有人坐着静静看书,我会向往。因为(当时)没有时间允许你安安稳稳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它只是提神解渴的工具。
疫情一下子就全停了嘛,旅游行业经历了全行业的减薪和空窗。酒店虽然开着,房间天天都没有人住,餐厅没有人吃饭,很少有营收。没有事情做,有一阵子我响应号召去上海火车站做志愿者。本来我的合同要转成无固定期限的了,后来业态调整没办法承担我的工资,就优化掉了。
在工作状态里,你不会去放弃的,外部施加压力让我有机会停下来,就当给自己放假了呀。我去做了原来没时间做的事情,比如花了两个半月,做了一个古建筑模型。每天做模型的三四个小时很放松,是很有成就感的。剩下的时间就了解一下市场,探索未来的方向。
我租下了新华路上一家原来卖床上用品的店,周围是居民社区。目的是让客人走出来,有一个交流和休闲的地方,放下电脑、放下手机,把生活和工作分开。所以我的咖啡店是没有电源插座的,手机电脑没电了大家就发发呆,或者和朋友聊一聊;有很多空间,可以让居民和社区免费办一些活动。
新的收获就是在社区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达到了我原来的设想——联络感情的地方。他们碰到事就会找老板帮个忙啊,或者放个东西怎样的。店门口变成了一个宠物聚集地,客人会带着狗在门口聊天。感觉就是朋友或者邻里,很简单的,有一种信任在那里。
以前工作中认识的人很少再有交流了,朋友圈能看到他们越来越累,压力越来越大,整个行业不景气,还有人开始做代购。我之前也想过回原来的行业试一试,接触下来,觉得很多理念都不能接受。因为疫情他们要压缩成本,付出的酬劳和我同样付出的东西是不成正比的,我情愿放弃。
目前经济压力还不算特别大,至少能收回每个月的房租了。上海的咖啡店已经饱和了,我不想开一家快速让人接受、快速盈利的网红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节奏。
疫情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咖啡店办了一个街坊展览,我认识了一位“失业的黄女士”,虽然我们差十几岁,但在“失业”上达成了一致——失业并不可怕,如何积极地去面对?把它看成一种新的开端吧。
(文中燕姐、胡静、王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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