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270次浏览来源：网络
（海归学者蔡江南：我回国不仅为了做教书的教授）
蔡江南大学时代。国内任教我在复旦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那一级硕士毕业生积累了多年的人才，复旦经济学院索性把近一半人留校了。这时候的毕业生去哪儿依然没有选择权。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问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要去做什么？当然问了也没用。在复旦做了三年老师，但我不太喜欢做老师。虽然我讲课挺受学生欢迎，因为西方经济学有数理性质，我逻辑性比较强，上课条理清楚，学生听得明白。但是我还是不自信，口才不是特别好，也不幽默，只是备课特别用功，教案写得非常仔细，恨不得把课堂上要说的每句话都写下来。复旦三年学习可以说是人生的新起点，留校三年后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去了华东化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华东理工大学，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重要选择。那时华东化工学院校长是陈敏恒，非常有改革精神，想把学院改造成综合性大学。他希望引进年轻人，建立经济学学科。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去组建一个经济研究所，几年后又建成了商学院，那个商学院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坦白说，跳槽去华理的部分动力是可以分一套房子。那时我30岁，正准备成家。在复旦留校三年谈了三年恋爱，那时也不存在商品房，只能等着学校分房。但一个留校时间不久，30岁的青年教师当时要在复旦分到一间宿舍，几乎没有可能。那年我大概5月份去了华理，国庆就结婚了。这段经历对我的成长很重要。我原来在复旦并不突出，那里有能力的人很多，但我到华理后马上担任了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校也很信任我们，人、财、物的权力都给了我们。我们的状态相当于在创业，大家都斗志昂扬。后来我们在华理的研究，获得了我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这时候学校给了我们一个出国进修的名额，大家让我先出国。1988年1月份我到了波士顿的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University)。一年后的5月7号回来，美国那边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回国，但我觉得三个人一起出来创业，我不能背信弃义一个人先开溜。在我离开复旦时也遇到过挽留，当时复旦经济系主任张熏华教授，他的《资本论》研究在国内是比较有名，是复旦非常资深的教授。他到学校特地为我要了一间宿舍，让我留在复旦。但我已经答应华理和另外两个伙伴，如果为了房子留下来，对他们都不好交代。我觉得信用、友情是很重要的。回国后不久，我们那个研究所的小环境也被外部牵连。由于过去一年的时间，我是在美国度过，对国内的事务没有参与，所以回来后让我主持工作。我建立了一套制度，大家称其为小宪法，进人、办事都按照规则来做。后来，有人把这些制度放在一边，还是按照传统办法来进行管理，这个结果对我打击很大。出国留学恰好创业三人组中另一个人短期出国后也回来了，他对我说，赶紧再出国去读个学位吧，形势这么差，他再出国的签证都准备好了。我那时已经在国内读在职博士，但受到他的启发后，心想如果再不出去读博，这辈子很可能就没机会了。我做访问时的那个美国教授，在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很有影响。我回国时他对我很关切，后来他来信说你如果要再出来，我非常愿意帮助你。我的硕士导师宋承先教授也很支持我，他说你要去读一个博士。所以，工作上的不顺利，加上环境的影响，我决定再出国。这次出国留学的决定和选择，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次选择。由于有了第一次出国的经验，我提前把夫人出国的手续也办好了。一到美国，我马上发一封邀请。我1991年1月出国，2月就与夫人相聚在美国了。到了美国后一切从头开始，住在阁楼上，到街上去捡家具。在美国读经济学需要有很多数学推理，但我对经济学当中数学推理的这套游戏不感兴趣，更喜欢研究实际问题。所以我就申请了布兰代斯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这也是当时申请的唯一一个学校。学校录取了我，免学费但没有其他奖学金，要靠打工来养活自己。我出国时拿的是公派访问签证，在那个特殊时期可以做变通，允许把它转成学生签证，只要国内单位和中国大使馆同意。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比现在要严峻得多，中国大使馆基本上都放行，只要有人申请都给转，华东理工也能体谅。夫人在国内学的是戏剧，到美国后只能改行。当时首要问题是生存，需要她去打工，我在图书馆里做点工，还是不够。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美国的艰苦留学生活。美国医疗费用的昂贵和快速上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发现很难用学过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感到特别困惑和好奇。海勒公共政策学院的卫生政策专业实力雄厚，集中了一批有影响的教授和研究员。我在第一年学习结束后突发奇想，自己是否还可以转到卫生政策专业做博士论文。对此我毫无把握和信心，就去找了卫生政策研究所所长斯坦利·沃勒克教授，大家都直呼他的名字斯坦(Stan)。我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状况，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但对卫生政策很感兴趣。他马上说，他的背景与我相同，也是学经济学出身。他说这个领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完全可以找到问题做博士论文。他的话给了我很大信心，让我坚定了选择卫生政策专业的决心。斯坦教授带领我进入医疗专业，帮我打下最初基础，我选择了他的一门课“医疗的筹资和支付”，需要写一些短文，他每次都在作业上批注，给我很高评价。有一篇文章，我提出了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一些措施，他高度赞赏，说这个想法可以推荐给美国政府。当时学院院长是美国国会老人保险委员会连续三届的主席，在全美影响很大。他和斯坦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时是上下级。斯坦教授很快就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一项研究课题，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老人医保项目资助的项目。作为一个刚开始接触卫生政策领域、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有机会参加著名教授主持的课题，感到非常幸运。参加这个课题也解决了我的收入问题。在做这个项目时，我注意到马里兰州的“全支付方统一定价制度”。由于定价机制的巧妙设计，加上定价过程让包括医院在内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医院对这个定价制度也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和支持，马里兰州的医院费用增长得到了很好控制。尽管有一种理论认为：管制方与被管制方容易形成利益同谋，但马里兰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医院费用增长得到合理控制，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支持拥护，说明这个制度至少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与我们的常识不一致：统一定价制度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非市场的力量，与市场竞争相冲突。然而，与没有采用统一定价的州相比，马里兰的医疗保险竞争组织“健康管理组织”（HMO）人数增长却不低。难道马里兰的医院定价方法可以使管制与竞争兼容吗？哪些定价方法的设计发挥着作用呢？我把这个想法跟斯坦教授讲了，他非常高兴，鼓励我申请联邦政府老人医保的研究经费。但我想用这个想法做博士论文，他肯定地说这也可以，而且他愿意做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但我觉得政府课题和博士论文之间有矛盾，因为我是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最后研究成果作为我的论文，而他又是政府课题的负责人。他说不要紧，没关系。美国政府医保每年会拨出相当一笔经费，用于医疗经济学的研究。这个研究经费的竞争非常激烈，要拿到资助的难度很大，美国专业研究人员都不容易得到。我起草了最初的研究计划，后来与其他研究员一起写了完整的报告书，斯坦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做指导。在大家努力下，我们递交了厚厚的一本研究计划，包括了研究人员的资历、预算和使用方式等。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严格的专业研究计划的写作。出国前国内的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计划非常粗浅和简单。出乎我的预料，这个课题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资助。从我这个留学生最初的想法，形成了研究计划，然后获得政府资助，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特别是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的领域特别不容易。但没想到，课题申请到后不久，斯坦教授跟我说，再选一个题目做博士论文吧。我当时非常气愤，觉得被欺骗了。但冷静下来考虑，仅仅靠我的力量是拿不到这个课题的，需要有好的语言包装，还得有团队，得有一个资深专家背书，这是我一个人办不到的。后来我还是冷处理了，我的个性不愿意和别人公开地去碰撞。毕竟我在美国，胳膊扭不过大腿，他是行业大牛，跟他弄翻了对我没有好处。我在其中做研究，也保证了做博士论文时的收入。不久，我又找到了自己的论文题目，是在这个课题的大框架上，从另一个角度来写。我虽然在做课题，也有收入，论文做得很顺利，但我不敢去答辩，因为答辩完了就毕业了，要是找不到工作就要回国。那个年代，留学生毕业后留下工作几乎是大家的第一选择。在我读博的第五年，我在华盛顿的一个朋友，让我通过特殊人才渠道去申请绿卡。我之前以为只有获得诺贝尔奖这种层次的杰出人才，或者是搞生物医学有一些特别发明的科学家，才有资格申请。我在波士顿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他做过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会长。他问我可以找哪些人推荐，我就列举了我的导师、学院院长，还有几个人的名字。他一看这个名单说可以，这个案子我接。他不会随便接案子，要是案子输了，会影响他的职业声誉。要准备的材料主要是推荐信，律师有推荐信模板，我看了吓一跳，要把被推荐者说得非常了不起，我对这个很犯怵，美国人一般不太肯讲很溢美的说辞。但我的导师斯坦教授一口答应帮我写推荐信，他写得非常好，我就有信心再找别人了。我请到我们的院长，也请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萧庆伦教授。萧教授在中国医改领域非常著名，他做过三届美国总统卫生经济顾问。萧教授主张中国学生学成回国，帮助中国进步，但他还是破例为我写了推荐信。我们的院长不会打字，亲笔写，就写了一页，他说我做的研究是这个领域中多么重要的题目，能怎么样控制医疗费用，是美国非常需要的人才。星期五律师把文件交到移民局，星期一律师打电话说批准了，就一个周末。美国对人才还是真重视的，他们特别重视推荐人背书，相信个人评价，因为信用社会，个人声誉至高无上，没有人愿意自毁名声。我的绿卡很快拿到，然后马上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96年我参加研究和写作的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杜克大学的《卫生政治、政策和左边法律右边杂志》上。答辩结束后工作很快找到了，论文、博士学位、绿卡、工作、房子，不到一年美国梦都实现了。美国育儿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生路充满了随机性，很多时候不知道下一步会走向何方，也很难事先做好规划。如果一个人在某方面很有天赋，早早有志于某个方向，也非常热爱自己的选择，那他会取得非凡的成就。但是多数人没有机会去发现和塑造自己的特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人生路也就走得曲折。但是到我儿子这一代，就很不同了，可以有许多选择机会。我夫人所受的教育比较现代，因为我岳父家比较西化，夫人的爷爷是留英博士，岳父是圣约翰大学毕业。我夫人对孩子多鼓励，少批评。我的性格比较宽容，不会给孩子施加太多压力。我对自己没有宏大的目标，也不给孩子定一个宏大的目标，只要孩子能够幸福、健康地成长就好了。1994年我儿子出生在波士顿，成为所谓的ABC（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们很早就发现，儿子天分算不上特别突出。尽管我们一直生活在波士顿，周围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但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孩子将来去读什么样的大学。但最后，儿子被美国七所一流的商学院录取，他自己选择去了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普通公立学校学习。我们居住的城镇没有华人趋之若鹜的明星校区，但是这里注重家庭教育背景，家长和学生心态平和，功利心不强，孩子有优秀的同学圈子，这里的成长氛围是正直善良，学习努力。我儿子在高中后半程发力，幸运地进入美国最好大学之一的乔治城大学，在大三申请实习时获得了好几个一流投行的位子，在花旗银行的投行部实习结束时，提前一年得到了工作岗位。去年夏天，儿子开始了在华尔街的投行工作，与一些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非常辛苦，也富有挑战性。在孩子的学前教育和小学阶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体育活动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在上小学前，孩子参加了居住城镇组织的足球队。球队是孩子父母作为志愿者组织的，父母们负责教练、裁判、资金筹集、组织比赛等工作，与附近一些城镇组成联赛，孩子们轮流去不同城镇比赛。每次比赛父母们都坐在球场边，为孩子加油助阵。这些活动中，父母积极参与，成了家庭活动的重要内容，使父母与孩子之间有许多互动的机会和谈论的话题。从一开始，我并没有认识到运动对孩子的成长有多重要，甚至还觉得浪费时间，不如让孩子多学习知识和技能。但慢慢地我们体会到，体育活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作用很大，是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与美国孩子相比，中国家庭培养的孩子的自信心和进取心不够强，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但通过足球运动，我们发现儿子的进取心和自信心有所提高，特别是当他进球、球队获胜时，他的自信心变得满满的。从这种集体球类活动中，孩子学会了集体配合和团队意识，同时也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在小学阶段，我们让孩子尝试各种体育活动，篮球、棒球、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滑雪等。就是在这种尝试中，孩子发现了自己的才能，走上了更为专业的培训道路。尽管他没有在任何一项体育项目中表现出特别的天分，但可以看出他喜欢体育活动，体魄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与同学有这方面的话题交流，更容易交友。由于爱好体育，儿子长期跟踪美国的几大赛事，将球员的身高、体重、得分等各种数字记得滚瓜烂熟。每天一早起床，就马上打开电脑，看昨天比赛的成绩。在孩子初中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数字这么爱好，还能每天坚持搜集赛事数字，这与股票交易所的工作有些类似。虽然我这个学习经济学的父亲对股票一窍不通，但我建议让他涉足股票，让他上网自学，在雅虎金融开设模拟股票账户。他自学了一周，对股票运作有了基本了解，模拟账户的战绩还不错。我给了他两千美元学习投资。从此，儿子的兴趣点逐步发生了变化，原来都是关注动画片和电子游戏，炒股之后对经济、政治、外交、国际事务等大人的话题开始感兴趣了，因为这些都与股票价格密切相关。他开始了解许多公司的情况，就像记住球星数据那样，记住了许多公司的基本情况。我们开始逐步增加他的股票账户上的资金，在高中阶段达到了两万美元。他在股市的表现成为学校的传奇，老师开玩笑说，将来让他管理股票投资，他自己也非常自豪。就这样，儿子在高中初期就明确了学习方向，就是进入商学院学习。他对美国本科商学院作了详细研究，在选择大学时我们都依赖他的研究成果。在报考大学期间，我们帮着他一起分析讨论，一起去实地看了一些学校。最终进入最适合自己的学校，走上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海归之路2003年SARS爆发后，医疗卫生领域得到了政府很大重视。我受邀请回国参加学术会议，看到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的研究教学正是国内急需的领域，人才缺乏，而自己在中美两国多年的积累，回国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我便开始这方面的准备。2006年9月，我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担任公共经济系的第一任系主任。由于家庭原因，三年中我在中美两国之间奔走，每年回国三个多月。这段工作经历，为我后来的全职回国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在这段时间，有幸参与了新医改方案复旦版本的讨论，对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有了直接的了解。2012年我真正实现了全职回国，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这6年我在这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平台。我回国的目的不只是做一个教授，写几篇文章，教教书，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推动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我创立和组织了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平台（奇璞奖）等系列论坛，成为国内医疗健康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品牌活动，帮助推动了健康产业的大融合，把政府官员、企业家、医院负责人、医药科学家、投资人、学者聚到一起，周期性的深度讨论、协商。这些利益相关方，本来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对象，或是持有对立观点的学者，很难有良性的互动，现在在这些沟通交流平台上，大家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探讨整个行业的发展。冯唐说，别的不说，仅仅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就功德无量了。随着这种协商的扩大和深入，我有幸参与了政府卫生政策的制定。2009年新医改方案出台前，我参加了复旦大学医改方案的起草工作。2018年7月底，上海出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本市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的50条政策，这被称为上海医疗卫生政策改革史上开放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的一份方案。我参与了这个政策的起草工作，作为一个学者能从研究政策参与到制定政策，成就感不言而喻。全职回国工作这些年，我组织出版了四本书：《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世界二十国（地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概览》《寻路医改：中国卫生政策的创新与实践》《政策产业创新互动：2015-2016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平台奇璞蓝皮书》《创新提升价值：2016-2017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平台奇璞蓝皮书Ⅱ》。每年参加几十场会议发表演讲、接受上百次媒体的采访。时代与我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成长经历有许多跨界整合的优势，包括在中美两国多年的学习工作经历，在经济学、卫生、管理和政策领域之间的跨界，在学术界、政府和咨询公司的工作经历，这些跨界的经历给了自己特殊的资源和能力。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与国家、社会的历史密切相关。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1949年建国后的所有大事件：经历了60年代初的物质匮乏、文革十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成为第一届大学生、考研、中国几十年来的第一波人才流动、留学、最后成为海归。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参与了。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上下波折，个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转折变化。总的来说，我是个幸运儿，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赶上改革开放，留学深造。在历史大潮面前，个人是渺小的，然而在个人成长的一些关键节点上，个人做出的选择又是能影响自己命运的。幸运的是，自己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做出了有利于个人成长发展的选择。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成长，很好地把握面临的重要选择机会，将个人的选择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来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这已经成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也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最好总结。【口述人简介】蔡江南，1957年出生于上海，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兼职教授。曾任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1991年1月出国深造，1996年获得波士顿布兰代斯大学博士学位。2012年5月选择全职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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